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，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，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。

    针对“现金贷”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，专家建议，“现金贷”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，对其治理不宜“一刀切”，应尽快明确监管部门，出台可操作性强的监管政策，明确准入门槛、利率等业务红线，既给予“现金贷”行业一定的发展空间，又逐渐将行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。

    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说，实际上，业内也有不少平台想好好做，将“现金贷”视为“事业”而非“暴利”，去年以来正在尝试缓冲政策，比如设置滞纳金“封顶政策”，对真正还不起的用户适当减免利息，以及适当下调利率等。

    “大家现在既期待又担心。”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，一方面，期待政策落地，将损害行业健康发展的“劣币”驱逐出去；另一方面又担心政策“一刀切”。

    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说，“现金贷”满足了部分人群的信贷刚性需求，是普惠金融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对于风险可控的低息“现金贷”而言，其存在是合理的。

    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专家巴曙松也曾表示，“现金贷”具有推进金融市场化、完善金融供给体系，丰富金融市场层次，增加消费者选择空间的社会价值，应适当给予生存及发展空间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“现金贷”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率畸高、暴力催收等问题，导致行业畸形发展，且带来社会和金融风险。我国应尽快明确监管部门，促进监管政策落地，划定监管红线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英美等国已出台针对“现金贷”的政策约束，至少包括监管目标、监管范围、准入机制、贷款要素限制、引导优化产品服务、建立监管报告机制六大方面，其监管原则主要是金额控制、费率控制和总负担封顶，确保本息总额不会无限制增长。

    薛洪言等专家表示，借鉴英美等国的经验，我国对“现金贷”的监管政策至少应抓住三个要点。

    一是要求信息披露。信息披露到位将有利于减少对消费者欺瞒和诱导，大多数借款人都不会选择利率高得离谱的“现金贷”，打击恶意欺诈行为和恶意高利贷行为也将更容易。

    二是设定利率上限。由于“现金贷”的服务人群多是较为高危的次贷人群，如果将我国民间借贷36％的利率上限作为“现金贷”行业的红线，“现金贷”行业或许将无法生存。因此，设定一个合理的利率上限，寻找企业利益、用户利益和金融风险之间的“最大公约数”，这至关重要。例如，英国于2015年颁布新法规规定，所有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每天不得超过0.8％，年化利率不能超过200％。

    三是禁止暴力催收。政策应明确规定，“现金贷”企业应杜绝上门催收，杜绝滥用借款人的隐私信息，以及威胁、误导等催收方式，以电话、短信为主，必须做到文明催收，将催收流程化、透明化。

    此外，专家还建议，“现金贷”行业亟待建立一个第三方行业组织，既能形成行业自律机制，优化行业发展环境，又能充当“上通下达”的窗口，减轻监管负担。同时，全社会应大力建设基础征信体系，加强征信资源共享，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和信用意识教育，让更多的借款人了解借贷行为的责任与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