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大地战火纷飞、狼烟四起，我就出生在那个时期的临县县城。当时家中弟兄众多，粮食物资紧缺，父母无奈把我送到临县寺家塔村一户杨姓人家寄养，在艰苦的环境下我度过了平凡的童年时光。

1939年2月，八路军贺龙部在临县征兵，亲生父母把我从养父母家偷回，让我顶替大哥参军。随之我加入贺龙领导的晋绥边区青年营，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，驻地在临县城内的张府院，就是现在的县广电局大院。时隔不久，我随部队转移到兴县蔡家崖、兴县城等地驻扎。

1940年5月，青年营把包括我在内的二十多名年龄偏小的战士送到延安。当时我只有十来岁，被安排到中央警备团团部工作，同来的战友大多下了连队。在之后的七年时间里我在延安的枣园、杨家岭等地居住，其中杨家岭居住的时间较长。

刚到延安，我看到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大家时常忙忙碌碌，自己作为一个稚嫩的孩子面对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，时时感到背井离乡后惯有的孤独、害怕与无所适从。团部的领导和战友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在生活上对我很关照，我渐渐适应了“延安窑洞”里的革命生活。平日里我生怕因自己年龄小被大家看不起，所以尽职尽责做好团部的打扫、整理和信件传递等日常工作，踏实、勤快的工作态度得到团领导和战友的一致好评。

在团部工作不久后，负责我党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提出需要一名勤务兵，我经中央警备团推荐，先后跟随康生、李克农、罗青长三位首长，长期担任他们的勤务兵、通讯员和警卫员。在担任警卫员的日子里，跟随李克农部长的时间最长，他的言谈举止和亲和力不仅让我敬佩，也深深影响了我，他成为我青年时期思想的启蒙者。

李克农作为毛主席眼中的“红色大特务”，是我党和全军秘密情报战线的中流砥柱，响当当的“龙潭三杰”之一，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要职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唯一一位没有上过战场的开国上将。李克农将军去世后，美国情报局欣喜若狂，宣布放假三天。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他：“没有李克农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”。我为跟随过这样一位伟大的将军而倍感自豪，现存有李克农将军的照片作为留念。

1947年3月，由于延安受到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军事威胁，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、杨尚昆等人组成的中央后委进驻山西临县，渡过黄河开展工作。中央社会部随之迁移，我回到家乡，非常激动。当时叶剑英和后委总部在双塔村，中央社会部在今天的刘王沟村，社会部作为后委情报部门，大院里时常忙忙碌碌，现在想起窑洞内外的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1948年3月，我随部队离开临县，转移到河北西柏坡。之后，我开始担任罗青长的警卫员。在这期间，我得到罗部长的关心与照顾，他的夫人杜希健同志还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。转业回乡后，我与罗部长有过书信来往，罗部长夫妇邀请我们到北京做客并时常接济我，我和家人曾多次专程看望他们。

罗青长是我党情报战线的重要人物，为我党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曾担任李克农部长的秘书，为人精明、干练，对人也很有亲和力，曾两次在重大危机时刻搭救周恩来的生命，深受毛泽东、周恩来器重。之后长期跟随周恩来工作，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、国务院副秘书长、中央调查部长等要职。在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，曾把罗青长单独叫到跟前殷殷嘱托，罗部长也成为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人。

1949年，北平和平解放，之后我随党中央进驻北京。在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我有幸参与警卫任务，亲临现场观礼台，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。看着延安时摸着我头问我“小鬼，几岁了？”的毛泽东主席，现已成为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国家领袖，真是感慨万千！

1950年，部队批准我的转业回乡请求，之后我回到临县在粮食系统工作直至90年代初离休。

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，听力也大不如从前，平时喜欢晒晒太阳，静静回想人生的点点滴滴。从参军到转业回乡，这段“红色记忆”犹如一股清泉注入我的生命，让我活得亮堂，活的精彩，成为我此生最为珍贵的片段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