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阴历3月，日本人到临县扫荡，当时我还小，我于1924年生，日军来后我就是跟上大人们跑，到圪蟆里藏，1941年我当兵，在晋绥边区报名参军，我们弟兄4人，全家8口，靠老大（我哥哥）劳动度日。参军后我参加了青年纵队，和李德耀、李克楞一起，栓子、臭子都在41年牺牲了，我于1942年探亲回家。

当时下西坡住着我军35团，前身是决死四纵队，第二天早上说敌人包围了下西坡，我也随人跑到山梁，当时八路军没枪没子弹，被日军包围后，35团在西坡上当场死亡十八九人，损失很大。据说头天来了个卖炭的，其实这个人不是卖炭的而是汉奸，他从前村跑到后村、后村跑到前村，实际是在侦察，第二天早晨，敌人就包围了西坡，开了交手战。

严增明是原临县民政局局长，原在35团，在7连任指导员，在青塘与敌人打过一仗，在小园子35团把重机枪，团长连衣服都未穿好就逃跑，整个西坡地面小，小园子至探子沟，奶母梁三个地方共死了二十几人，当时民夫埋了这些战士，有的填入水渠、水窖，没有三天狼狗把这些人都刨出来吃了，人少了也不敢进地劳动，战士二十几、俘虏了四十几人，西坡村民死了2人。据说日军来后，李银儿（财旺父）藏在天桥窟窿里，日军喊话让他出来，八路在里头开枪，日在外开枪打死他。团长很抱歉，说对不起老百姓。晋绥青年纵队在岢岚、五寨等地抗日。

1942年，日军侵占三交，青年纵队改编成南临游击队，当时临县分为临南、临北，善庆峪、歧道、大峪沟属临南，我们安业属临北，下川与我们这一带通信不方便，就分为两个县与敌人打。我们的大队长叫朱治平，精兵简政后为临南游击大队长，吕运兴是一连连长，三连、二连是青年纵队改编的，我们二连指导员樊鸿吉，保护县队，天明听到枪响，出来被日军包围，指导员负重伤，我背上指导员就跑，眼看剩下三四十米，樊不用背了，硬让放下，后来放下他衣服脸部都被划破，这次俘虏了2人（一个是白文的当通讯员，一个是班里的兵），我们一直跑到枣窊。

日军在三交住，向日说话的是维持会的代表，送粮送草送钱，有的真服务、有的探消息。樊鸿吉（在三交烈士纪念塔上刻着其名字），日军让他投降，放下白面、大米、猪肉让他吃，他不吃，日军就一方面在政治上引诱，一方面让他办事，三四天后，日军看见樊坚决不投降，就把他绑在马上饿死，当时各村的民兵、县委、政府召开了追悼会。

又一次，我们住康家塔，哨兵说敌人来了快上山，敌人向我们打枪，敌人冲上来，连长刘玉书受伤，我也受伤了（左脚），现在还有伤痕，我就住下来养伤，不到二十天，自己想到前方去，结果跑步时伤又犯了，又返进医院，子弹从脚上穿过。

我们配合正规军，政委为李光照、朱治平是长征干部，李光照在临南游击队任副政委，政委由地方上的县委书记兼任。在窰家山侦察到日军小欧米茄白地圪垯过来，正规军的2个连都由李光照指挥，可能是敌人用千里眼（望远镜）看到了李光照，“啪”一声打到李的肚上，我背起李光照就跑，李光照是湖南人，他喊着“哎哟我的妈呀！”我们从井头下去，听不到枪响了，在李身上下找不到伤口，有个影子是从背上进的从肚上出来，结果李没气了。李光照牺牲后，在丛罗峪给他穿上新衣服，就地掩埋，后来听说尸首运回八宝山，西门外山上的烈士名单里有他。

与日军打，硬打无炮无子弹，当时毛主席号召把敌人挤出去，怎么挤？用肩膀挤吗？不是，挤就是说不要给敌人送粮送草，不当奴隶。配合正规军在义圪垛打，把敌人的司令官打死，对敌人来说政治上、军事上都是损失，一周后，一连的战士张应之被俘，日军为了给司令官报仇，把张绑在柱子上，用刀从头剐到脚，割的肉第一块献给司令官，非常残忍。

那个年代，我和战友们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，都不求回报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把日本鬼子早些赶出去。

“今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，虽然我已经91岁，赶上新时代社会，有吃有喝，子女们又孝顺，精心照料，天天锻炼身体、看报看电视，晚年生活得很幸福，很快乐。回忆起和我一起参军牺牲了的那些战友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